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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中国红十字会诞生

2018-03-12 09:36 来源:中国红十字会 
2018-03-12 09:36:28来源:中国红十字会作者:责任编辑:张梦凡

  114年前的3月10日

  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诞生。

  这一天,是每一个红十字人应该铭记的日子。

  从这里,我们穿越历史,回望114年前中国红十字会建会的时光。

  日俄战争“催生”中国红十字会

  日俄战争中的难民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国际红十字运动诞生于战争,即众所周知的索尔弗利诺之战。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源于战争,即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的发生绝非偶然。19世纪下半页,俄国曾通过逼迫中国签定《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北方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俄国版图;日本则通过《马关条约》攫得白银两亿两战争赔款,并获得对台湾群岛等地的殖民统治。两国欲壑难填,沙俄制订了“黄俄罗斯计划”,日本炮制了“大陆政策”,双方均想独占中国东北进而扩张殖民统治的“势力范围”,为此不惜一战。

  1904年2月8日,日军偷袭驻守旅顺俄军,对俄国不宣而战。9日,俄国对日宣战。10日,日本正式对俄宣战。日俄战争爆发。

  东北大地,炮声隆隆,狼烟四起。懦弱无能的清政府不仅无力阻止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的这场帝国大战,还在日、俄和西方列强的蛮横干涉下,宣布“局外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放任两军蹂躏践踏,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的“奇闻”。

  日、俄两军对垒厮杀,无辜同胞惨遭荼毒,日本人所办的《盛京时报》报道,东北人民“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

  战火燎原,“生灵涂炭,其何以堪”。清政府抱守“中立”欲救不能,传统的善会善堂,囿于一邑一地,势单力薄,有心无力。情急之下,以沈敦和为首的上海绅商登上历史舞台,奔走联络,“拟援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创建红十字会提上日程。

  “红人”沈敦和的最初尝试

  沈敦和肖像

    在中国红十字会建会史上,沈敦和无疑是一位“关键人物”。

    沈敦和(1866—1920年),字仲礼,浙江宁波人,出身于商人之家,祖上靠经营茶叶致富,家境殷实。

    据史载,其父沈雄曾入晚清重臣崇厚幕府办理文案,“随崇(厚)办理五口通商事宜数年”。这一经历,使沈雄深深认识到“办洋务非通西文不可”;要精通西文,“非引置庄、岳之间不可”。于是携敦和移居对外开放城市上海,并延请英国人为家庭教师教习英文。沈敦和由此学业大进,“学成游美,复由美至英,肄业甘(剑)桥大学,学法政。时光绪初年也”。

    归国后,沈敦和为清朝大员刘坤一、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张之洞等所倚重,历任张家口洋务局督办、山西省洋务局督办、山西大学堂督办、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吴淞自强军营机处总办、上海记名海关道等职。虽然官阶不高,但被时人视为“红人”、“红道台”,在大上海是具有号召力、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1904年3月3日,即日俄战争爆发20余天后,沈敦和、施则敬等人的努力初见成效。当日,《申报》发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同一天下午三点钟,施则敬邀集同仁在上海英租界六马路仁济善堂开会,“商议开办之法”,宣告“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裙屐衣冠于于而至,或任办事,或愿募捐,观察使仲礼沈公复洋洋千余言,申明泰西红十字会缘起,在座咸欢喜赞叹,乐观厥成”。沈敦和介绍“泰西红十字会缘始及会中一切章程”之后,“在座诸君以次各抒己见”。

    根据“题名册”,与会者除沈敦和、施则敬(字子英)外,有杨士琦(字杏城)、曾铸(字少卿)、李厚祐(字云书)、沈懋昭(字缦云)、汪汉溪(字龙标)、周晋镳(字金箴)、汪立元(字建斋)、陈润夫(字作霖)、席裕福(字子佩)、黄协埙(字式权)、任锡汾(字逢辛)、焦发昱(字乐山)、苏宝森、王少灏、王松堂、吴少卿、王益甫、冯珩生、朱子文、姚燕庚,共22人。这些“发起人”,包括实业家、商人、寓居上海的绅士,是绅商阶层中有活力、有影响、有能量的一个群体。

    沈敦和等发起组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如其《章程》所说,“本会援泰西红十字会例,名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被难人民为事”,希望能够借此为东北难胞送去人道关怀。

    然而,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如《章程》所称,仅“系商办善举”,不是统一的红十字组织,尽管其运作方式力图遵行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规则。“善会”二字,也使其蒙上浓重的传统善会善堂的阴影,“红十字”与“善会”搅合在一起,不伦不类。

    这种“山寨版”的红十字会,无法取得交战双方的认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一成立,就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难题。

    东北同胞罹难,嗷嗷待援,刻不容缓,新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爱莫能助。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沈敦和等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谋善策。

    传教士李提摩太伸出援手

  李提摩太肖像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乍看是红十字组织,却不是真正的红十字会,因有“普济善会”的“后缀”;看似善会,因有“红十字”的“前缀”,又不是传统的善会善堂。

    之所以出现如此尴尬的“四不像”,皆因事起仓促。急于救难,是一大原因,而上海绅商曾经的经验,也是不可忽视的“诱因”。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谓“庚子之役,上海有救济善会之设,各国义之。今东三省复有是举,固被难人民所亟盼,而亦两战国所乐从也”,一语“道破天机”。1900年为救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被难同胞,上海绅商陆树藩等发起成立中国救济善会,“此系东南各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施则敬、焦乐山、席子佩、任锡汾诸君参与其事。救济善会的成功,给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创设,带来了“灵感”。

    问题是,虽然前事不远,但两次战争的性质完全不同。

    八国联军的炮口指向中国,无辜百姓遭殃,中国救济善会救助被难同胞,天经地义,况且参照红十字会人道救援规则,不分敌我,救死扶伤,参战各国求之不得。

    日俄战争是日本与俄国之间的帝国大战,虽然战场在中国,但中国是置身事外的“中立国”,这就意味着战争救护属于国际救援范畴,以红十字之名行“善会”之实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不具有国际救援的起码资质。

    对此,上海绅商意识到“庚子联军虽伙,令出于一,故与甲国商之而允,而乙国亦必无阻,今则必周旋二国之间,较为棘手”,其困难超乎想象。

    战争在持续,救援急如星火。上海绅商不得不抛开刚刚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亟思改弦更张。为此,沈敦和拜会李提摩太,请求臂助。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传教士,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差会派遣来华,先后在山东、天津、山西等地传教,是有名的“中国通”。

    1890年,李提摩太应李鸿章之聘,出任天津《时报》主笔,1891年到上海接替韦廉臣任同文书会(基督教在华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次年改称广学会)总干事,任内大量出版中文报刊,传播西学。1895年,在北京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附和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年9月,拟出任光绪皇帝的顾问,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成泡影。

    李提摩太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与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国荃、梁启超等上层人士都有交往。张之洞曾拨银千两资助广学会,梁启超还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1902年,他创办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并出任西学专斋总理(谷如墉任中学专斋总理),往返于上海、太原之间。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地位显赫。

    1902年5月至1906年7月,沈敦和担任山西大学堂督办(校长),是李提摩太的顶头上司,与他关系甚好。李提摩太热心慈善事业,1876至1879年华北大旱,他义无反顾,前往受灾最重的山西赈灾。如今有顶头上司之请,李提摩太鼎力相助。

    李提摩太后来回忆:“日俄战争交战的双方是日本和沙俄,战争发生地满洲的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却最为深重。他们毫无发言权,只能听凭两国军队蹂躏。得知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个中国道台,沈敦和前来拜访我,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筹集救济金,帮助满洲难民。我高兴地表示赞同。”

    沈敦和的本意是借助在沪洋人之力,联合组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红十字组织,为此他曾游说英法德美等国驻沪领事,但收效甚微。幸而李提摩太伸出援手,他的“人脉”使其左右逢源。《大公报》报道,“嗣经李提摩太从中说项,始得定议”。建会之举,迈出关键性一步。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

  英租界公共工部局

    1904年3月10日,即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四,建会之梦变成了现实。当日下午五时一刻,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集会,郑重宣布联合组建红十字会,暂名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3月17日正式定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会议由工部局值年总董培恩主持。培恩致开会词:“今日五国董事聚集于此,所为何事?我请李提摩太宣明。”

    李提摩太起身,简明扼要述说沈敦和等急切救助东北难民请求援助情形:“今日之会拟先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分局,设局之意,首在筹款。惟所筹之款,并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将来拯救难民,不分中外。”

    接着,沈敦和介绍东北难民苦情,谓“上海拯救难民之诸华董,闻战地左近惨酷之状,预拟极力设法拯救。中国已有多人允资助华董,最妙者请诸洋董合力办理。”

    对李提摩太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的提议及沈敦和合办红会的设想,与会者均无异议。

    培恩请工部局董安特生“定议”。安特生提出,“所议创设红十字会,系局外之会”,“宜预举各董及派定办事之董事数人”,“共襄此举”。

    安特生宣布了他与李提摩太议定的45名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其中西董35人,华董10人),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另从45名董事中推出9名组成办事董事(其中西董7人,华董2人),西董为英刑司威金生、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法租界工部局总董、李提摩太、律师麦尼而、医生巴伦、傅密生,华董为沈敦和、施则敬(后增任锡汾),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

    由于与会者多为洋人,会上使用的正式语言是英语,李提摩太“复将会议大旨,用华语告知在场诸华董”。会议记录也是英文,由精通英文的施肇基(字植之,浙江余杭人,16岁时随杨儒赴美,任使馆翻译,民国时期几度出任驻英、驻美公使)秉笔,经大会同意,由施译成中文,“分送在场各华董及来探问情形者”,会后以《施君肇基笔译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为题,登于《申报》、《中外日报》等报。

    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建,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中不无自豪地写道:“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在这个组织里共同合作。沈(敦和)先生任中方秘书,我任外方秘书。”

    为什么取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万国”,即“国际”之意,是当时的流行语汇。五国合办使诞生于上海的这一红十字组织具有了“万国”性。除此之外,中国没有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成立红十字会也非一蹴而就,只能临时抱佛脚,便宜行事。正如史书所载,“中国向无红十字会,仓猝不能成立,故用万国红十字会之名义”。取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实属无奈,情非得已。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虽为五国合办,但因“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因此,它的成立,同时宣告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3月10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不能忽视的“幕后”

    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上海绅商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建会。该会是民间性的人道救助组织,但并不意味着政府缺位。

    的确,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之时,官方没有“出场”。所谓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中国方面,绅商纵有豪气,未经清政府授权,也无法代表“中国”。

    应该说,清政府对加入国际红十字运动抱有积极态度。早在1899年12月,清政府即授权驻俄国、奥地利、荷兰公使杨儒在《推广日来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即《关于日内瓦公约原则推行于海战的海牙公约》)上签字画押。尽管“推广条约既已画押”,但“瑞士政府必须声请补签日来弗之原议,以免纷歧”。所谓“日来弗”,即“日内瓦”的最初译名,“日来弗原议”指《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按规定,中国须“补签”《日内瓦公约》,才能成为国际红十字运动会员国。由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干戈扰攘,未及履行“补签”手续。不管怎么说,清政府为此所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

    那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之时,清政府何以“袖手旁观”?原因很简单,“中国政府未便与闻,盖恐违犯局外之义也”。

    尽管清政府恪守“局外中立”,不便公开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活动,但并非无动于衷,而是采取了隐晦的灵活策略,“幕后”指挥。据史料记载,时任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和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秉承清政府旨意,与上海绅商保持密切联系,力促五国合办红十字会。

    《申报》刊登的《万国红十字会公启》披露:“本会前因俄日两国在东三省骤开兵衅,商民苦难出险。当经禀奉吕尚书(吕海寰)、盛宫保(盛宣怀)、吴侍郎(吴重熹),转商寓沪英、法、德、美各官商,合办红十字会。”

    不难看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功组建,清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后,清政府“幕后”角色逆转,不仅“出场”,而且走到前台,全力支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活动,发挥作为合办国应有的作用,这是后话。不管怎么说,无论在“幕后”,还是“台前”,官方的作用不能忽视。

    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建,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里程碑,被称为近代以来中国慈善界“第一伟举”,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后,中外绅商在清政府支持下,开始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红十字人道救援行动,历时三载。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西办事各董及救难人员不支薪水,他们以崇高的奉献精神,默默实践着红十字赋予的人道圣职。他们的业绩,在黄浦江畔,在白山黑水间,熠熠生辉。

    (作者:池子华,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负责人,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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