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讯 孕产妇在妊娠期同时合并多种慢性疾病，再叠加体力活动不足、睡眠异常等不良生活方式，孩子出生后可能更容易出现“不良生长发育轨迹”，即出生时体重偏低、随后BMI快速增长的“追赶性增长”。

　　近日，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徐小林团队联合淮安市妇幼保健院等合作单位，在《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Western Pacific发表研究“Maternal multimorbidity, lifestyle behaviours during pregnancy, and early-childhood growth trajectories: a register-based cohort study”，系统揭示了妊娠期慢病共病及生活方式与子代0-3岁生长发育轨迹之间的关联，并提示子代出生后前8个月可能是干预的重要窗口期。

　　随着生育年龄的推迟，越来越多女性在妊娠时会同时患有妊高、妊糖等多种慢性疾病，即“慢病共病”。然而，现有关于妊娠期慢病共病的研究证据较缺乏，且多来自西方国家人群，针对我国孕产妇人群的本土化研究仍然有限。既往研究也更多关注单一疾病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对慢病共病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子代出生后的长期生长发育，尤其是它与孕期生活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叠加效应，仍缺乏系统证据。

　　围绕这一问题，徐小林团队依托中三代女性健康队列（GMATCH）的总体人群，纳入22440对母婴，基于孕产妇电子信息系统获取了15种妊娠期慢性病诊断信息，并定义妊娠期慢病共病为孕妇同时存在两种及以上慢性病。与此同时，团队在部分孕产妇（n=7061）中进一步收集了孕中期体力活动、睡眠、规律进餐和饮食偏好等生活方式信息。研究追踪子代从出生到36月龄的10次BMI测量，描绘儿童早期生长轨迹。

　　研究发现，纳入人群中有5.7%的孕妇存在慢病共病。在子代人群中识别出5种早期生长发育轨迹：平均出生体重伴随BMI缓慢增长（n=13002, 57.9%）、低出生体重伴随BMI快速增长（n=765, 3.4%）、较低出生体重伴随BMI缓慢增长（n=4678, 27.1%）、平均出生体重伴随BMI快速增长（n=2182, 9.7%）、高出生体重伴随BMI缓慢增长（n=1813, 8.1%）。

　　相对于“平均出生体重伴随BMI缓慢增长”的轨迹分组，“低出生体重伴随BMI快速增长”“平均出生体重伴随BMI快速增长”两个分组的儿童在3岁龄时出现超重或肥胖的相对风险显著升高，相对风险分别为2.69倍和2.79倍，均视为不良生长轨迹。

　　进一步分析显示，与无慢病共病的孕产妇相比，存在慢病共病，其子代出现“低出生体重伴随BMI快速增长”这一不良生长轨迹的相对风险增加79%。

　　然而，低出生体重儿本身常会伴随“追赶性生长”。为了区分妊娠期慢病共病和子代低出生体重对儿童后期生长发育的影响，研究进一步将人群限制在出生时BMI z-score < -1.5 SD的儿童中。结果显示，在这一亚组中，仅有22%的儿童出现加速生长轨迹；而妊娠期存在慢病共病的孕产妇，其子代出现加速生长轨迹的风险仍是无共病人群的1.53倍。这一结果提示，妊娠期慢病共病对子代不良生长轨迹的影响，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低出生体重本身。

　　更需关注的是，这群儿童的BMI增长加速主要集中在出生后前8个月。这意味着，生命最初阶段尤其是婴儿出生后的前8个月，可能是风险识别、营养管理和健康干预的关键时段。

　　研究还发现，在不同类型的慢病共病模式中，心血管代谢型和肝胆－血液型共病模式与这一不良生长轨迹的关联更为明显，提示孕期健康风险不是简单相加，而可能存在更复杂的组合效应。

　　除了慢病共病本身，孕期生活方式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7061对母婴中，14.6%的孕产妇生活方式评分“不健康”。与“无慢病共病且生活方式良好”的孕产妇相比，“妊娠期慢病共病合并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孕产妇，其子代出现上述不良生长轨迹的相对风险升高至4.13倍。其中，体力活动不足、睡眠时长异常及睡眠质量较差是关联最强的几个生活方式因素。

　　这一结果表明，孕期慢病共病并不是孤立发生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可能进一步加重其对子代早期生长发育的不利影响。换言之，母体疾病负担与生活方式因素可能共同塑造宫内环境，并在子代出生后持续“留下痕迹”。

　　这项研究提示，母婴健康管理不能只聚焦于单一疾病，而应从“单病防控”进一步走向“多病共管+生活方式干预”的综合模式。一方面，要将健康管理关口前移到孕前和孕期，尽早识别存在慢病共病风险的女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子代出生后早期，尤其是前8个月这一关键窗口期的持续监测与干预。

　　研究团队认为，围绕孕期慢病共病和生活方式开展更综合、更前移的干预，不仅有助于改善母体健康，也可为后代长期的健康带来持续性获益。（记者张梦凡）